作者：里卡多·豪斯曼

 

　　生產更多同樣的東西無法讓國家變富。改變產品和生產方式才能讓國家變富。生產新東西才能讓國家增長；簡言之，國家需要創新。

 

　　許多國家改變增長戰略以反映這一洞見。但它們因為最偉大但不典型的成功例子分散了注意力。

 

　　我們都知道，史蒂夫·喬布斯、比爾·蓋茨和馬克·扎克伯格等人，在二十出頭時大學輟學，并建立了數十億美元規模的公司，站在了全球創新的最前沿。我們聽說過許多賺取億萬美元的創業企業——Instagram、Skype、YouTube、Tumblr，還有最近的Waze。既然如此，為何不效仿這些成功者？

 

　　主要的問題在于這些例子都是軟件行業的個例，對經濟中的其他部分來說遠不能成為成功藍圖。

 

　　軟件行業是獨特的，因為其進入壁壘極低，并且可以通過互聯網進入現成的巨大市場。創業企業通常只是善于編程、靈光一現的黃口小兒。他們所需要的全部投入是寫代碼的時間。孵化器為他們提供空間、法律顧問服務，幫助聯系潛在客戶和投資者。

 

　　但想象一下鋼鐵、汽車和肥料公司--或者度假區、醫院和銀行。這些組織要復雜得多，起始規模要大得多，前期投資要多得多，并且需要集中多元化的熟練專業團隊。這絕非年輕的大學輟學者生來就能脫穎而出的，因為他缺少經驗、組織和這些企業所要求的資本。

 

　　此外，與軟件開發相比，這些活動還要求更多的基礎設施、物流、監管、資質、供應鏈和其他商業服務--所有這些都需要協調眾多公共和私人實體。最重要的是，這些活動極有可能是發展中和新興國家經濟增長的核心。因此，這些部門的公司如何崛起？它們的形成有什么可以效仿之處？

 

　　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忽略了這一問題。比如，智利政府沉迷于所謂的"水平"政策--即不因為偏向某一行業而傾斜--最近實施了"創業智利"（Start-Up Chile）計劃，該計劃用標準化規則鼓勵創業。盡管規則適用于所有行業，但這一機制所吸引的幾乎清一色是軟件創業企業--它們也是這個絕少提供支持的計劃所能促發的唯一行業。

 

　　其他行業面臨令人氣餒的雞和蛋問題：國家缺少成長行業所需要的功能，而這些功能無法被開發，除非需要這些功能的行業出現。解決這一協調問題的一個辦法是通過垂直整合，即形成可以在內部解決新功能供需協調的企業。

 

　　這也是國家商業集團--集團公司（conglomerate）--總是在改變經濟及其出口方面起到關鍵作用的原因。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那里許多市場存在空白，商業環境也極不友好。

 

　　集團公司可以利用其知識、管理技能和金融資本試水新行業。它們可以以創業公司不敢想象的規模開辟新業務。它們可以向未來供應者做出可信承諾，并改變商業生態環境使新行業成為可能。

 

　　以韓國為例。用今天的價格衡量，1963年韓國出口商品總價值不到6億美元，大部分是海貨和絲綢等初級產品。五十年后，韓國出口商品總價值接近6000億美元，大部分是電子產品、機械、交通設備和化工產品。

 

　　如此變化并不是通過獨立的創業企業完成的，而是通過集團公司（韓語稱之為財閥）完成的。比如，三星公司一開始是一家貿易公司，接著轉型為食品處理、紡織、保險和零售商，后來又轉變成電子、造船、工程、建筑和航天公司（這里提到的只是其活動的一小部分）。韓國領導公司的轉變是韓國國家轉變的縮影。

 

　　但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集團公司并沒有起到類似的作用。它們專注于不可貿易商品和服務--即無法進出口的商品和服務--避開國際競爭。它們專注于銀行、建筑、分銷、零售和廣電業務。

 

　　一旦這些公司主宰了一個市場，它們就會轉向下一個同樣沒有競爭、全無出口機會的市場，通常利用其規模和政治影響排擠潛在競爭對手。它們不但沒有變成變化的代理人，反而往往阻礙變化。（事實上，今日韓國的一大經濟爭論就在于財閥是否通過阻撓創業競爭者挑戰它們而阻礙了創新。）

 

　　如果有來自集團公司的支持而不是阻礙，發展中國所需要的生產性轉型要容易得多。但確保集團公司的支持需要促使（甚至迫使）集團公司進入可以沖破國內市場限制的出口行業的政策——在這類行業中，競爭能改進它們因為主宰國內市場而有所缺少的紀律。

 

　　要想成功，集團公司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社會的接受。它們必須通過為就業、出口和稅收收入以及國家技術轉型做出貢獻贏得政府支持和社會接受。這就是樸正熙將軍（韓國的長期統治者，現總統樸槿惠之父）強迫財閥在20世紀60年代初所做的事情。而這也是當今發展中國家政府和公民社會應該要求其集團公司所做的事情。